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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推笆成墻, 為我們遮擋世間的風雨

2020-04-30 09:58:24 大豐日報

?晁丕華,男,江蘇鹽城大豐人,現年72歲,中共黨員,大學文化。江蘇省鹽城監獄退休警察,一級警督。退休前先在大豐區通商中學任語文教師,后任鹽城監獄小學校長,鹽城監獄中小學黨支部書記。曾在各種雜志報刊發表多篇散文。


誠實勤勞,得遇恩人

父親名叫晁茅城,曾用名茅士成。生于1902年,1993年逝世,享年92歲。20多年過去了,他的音容笑貌常縈繞于心,難以忘懷。他一生誠實勤儉,孝長愛幼,和親睦鄰,這些優秀品質一直感染、熏陶著后輩們。

父親祖籍啟東少直鎮,祖父在父親五歲時去世,父親姊兄三人均由祖母一手撫養長大,因為家窮,經常要靠乞討為生。父親13歲時,到一富裕人家幫傭。一天,父親被安排插籬笆,籬笆插好后,主人家一只老母雞被籬笆夾住死了。遭主人沒來由的一頓訓斥,年少、倔強的父親一氣之下拂袖而去。后來,父親聽說可以到大豐謀生,于是他跟隨一幫人顛沛流離,來到大豐墾區。

父  親  晁茅城

當時有一戶晁姓人家,住大豐縣南陽鄉祥東村三組。雖不及水滸中財大氣粗的“晁保正”,卻也殷實富足,有房屋七、八間,田地一百多畝,養有一女。晁家還和幾戶富有人家一起,捐資創辦了大豐縣南陽鄉祥東小學,頗有仗義疏財的味道。

父親于是上門求助。晁主見我父親雖然衣衫襤褸,卻也眉清目秀,骨骼清朗,便收下做長工。之后的十年,能干而又肯干的父親,靠誠實勤勞贏得主人的喜歡和器重,不久,就成了晁主的左膀右臂。在主人的指導下,承擔起管理大家庭的重任。

光陰匆匆,到了1925年左右,父親已是儀表堂堂、左右逢源、里外都能拿得出手的小主人了。晁主年歲漸高,招婿的意向略表,條件只有一條,男方得入贅改姓,晁主還寬厚地說明:你當然得姓晁,茅姓居中,“士成”合一為“城”,就叫晁茅城吧?父親欣然允應。于是很快辦成了婚事,父親婚后不久喜得愛女。誰知晴天霹靂,晁主女兒因生產后遺癥去世。父親捶胸頓足,悲痛欲絕,“碰襟”的棉鞋都震裂了。(“碰襟鞋”當地人叫和尚鞋,即面子分兩片,拼起來中間縫好)。晁主勸慰說:“你放心,我一定為你娶一個稱心的。”

母 親  陳淑賢

悲痛過后的1930年,晁主又為我父親娶妻成家,她就是我的母親,叫陳淑賢,生育我兄弟姊妹七人,我是老幺。蒼天不老人易老,1938年,晁主染疾去世,父親成了晁家名副其實的主人。


和睦族里,友好鄉鄰

晁主去世后不到一年,棘手的問題來了。晁主有兄弟四人,小弟啞巴未成親,二弟三弟甚是貧窮。他們各有一子,已長大成人。父親是倒插門的女婿,晁主之女又已故世,這種情況下,父親處境非常尷尬。晁主的兩個侄子來了,氣勢洶洶,想要把我父親從晁家趕出去。好在晁祖母還在,她請來在當地極有威望的施姓干兄弟等主持公道,平息了風波。然而,晁家侄子又提出要分家產,提出:晁主的所有家產“三一三余一”處理。即除去“一”給晁祖母,其余三家平分。父親十分坦然:晁主的兩個侄子生活艱難,本應接濟,一點家產算不得什么。于是在很短的時間里,訂立分家文書并很快落實到位:田畝、房屋、家什,一應三分,抓鬮而定。此事過去多年,父親每次回憶起來都暗自竊喜:好在那個“一應三分”,1946年土改時,我家得以評為下中農,使得我們兄弟姐妹7人(除一姐姐打小染疾失聰)都上了較好的學校,有了工作。否則定個地主富農什么的,結局可就難以預料了。

父親又一美好品德,就是友好鄉鄰。我家屋后有一片竹園,約有4分地左右,那是我兒時的樂園。散學后,常和小伙伴們在竹園中追逐玩耍、捉迷藏。父親不許,說園中可能有蛇。我們確也發現過兩三次。記得最高興的是捉麻雀、三楞子(比麻雀大)等鳥。就是那個“三分一”的小叔叔家有口大網,到了鳥宿竹林時,兩個人在竹林的下風處張開網,再有兩三個人在上風處搖動竹竿,鳥往下風處飛,等鳥撲向大網時,兩人一夾網,鳥兒就無處可逃了,有一個晚上捉有20多斤。父親每次都會給左鄰右舍分點嘗鮮。竹林每年的新竹很多,而且逐年長高,但凡鄰居要用竹子做帳桿、鋤柄什么的,父親總是有求必應,不取分文。

推笆是父親的拿手絕活。那時候農村砌房也是框架式的,先用大小粗細不等的木頭做成房屋的框架,然后用蘆葦推扎成的笆做外墻,有一定的支撐穩固作用。但這樣的房子終究經不起大風的。每當大風來臨,我總見父親拎著鹽往房子上撒。據說龍是怕鹽的,其實不靈。因此,民房被大風刮倒也常見。記得1953年,父親砌了大哥結婚用的兩間新房,還未竣工。當天晚上,一陣龍卷風,被吹倒了。父親很傷心,只好拆了又重來。當時推笆成了普遍的作業。父親有一推笆班子。班子的骨干成員主要有施懷清(施勇的哥哥,一條腿不能彎曲,走起路來有點跛),陶美龍(施勇的哥舅子,拄柺杖),晁炳倫(我三叔),顧守文(人稱小馬,走路快),陳仲明(我的舅舅),陳祝祥(手藝很好)。還有不少預備隊員,視農家推笆量隨時通知。四鄉八鄰,誰家要砌房推笆就和父親聯系。只求三餐,三毛工錢。推成的笆最后還要用竹篾扎牢。父親種竹是為了劈篾,賣給砌房人家,不僅質量好,價格當然也極其公道。推笆看似簡單,其實很繁難,我沒學會。

我記得每當接到推笆的活計,父親即通知有關人員,帶上錐子(錐子是半圓形的,可以穿篾)即行。父親一大早還要帶上竹子、竹篾、劈竹刀,扛上一把大鍘刀。推笆場地都在室外,父親先要把大體等粗的蘆葦鍘成等長,一般5尺左右。大家拿兩條長凳,擺兩邊,再放上兩根毛竹,這就是作坊,一個組合,兩人從中間對推。推笆時,師傅拿起一把蘆葦,大約七至八根左右,東南、西北方向一把,放毛竹上,攤成水平;再東北、西南方向一把,交叉攤成水平。這樣依次進行,左右交叉編織一定的花紋。笆的長短依房子要求來定。然后在笆的兩邊放兩根長竹片,接著每5寸左右用篾扎牢。最后一道工序是按需要用鍘刀把笆兩邊鍘成直線,一般的房子,前后墻用兩層笆合在一起就行了。房子的山頭墻,要用上下兩扇笆,下層長方形,上層三角形,中間一疊,用篾扎牢即成。屋頂也要用笆放在椽子上,上面再蓋草。這樣新房算砌成了。一般的老房子,一至二年也要推新笆貼上去。我家的老房子,記得山墻笆有三四層,所以才有下文施勇夜宿我家笆墻隔層內的故事。

父親另一門無師自通的手藝是騸羊。那時鄉村有專門騸豬的師傅,專業收費。父親騸羊是業余的,從不收費。現在的羊是不騸的,羊肉攤上有兩“鈴鐺”高掛者,價格才高。過去不同,羊得騸,不騸說長不大。鄉鄰們只要招呼一聲,父親總是在工前工后(生產隊上工)去幫忙。每當看到父親拎著“戰利品”回來,我就知道父親又去幫忙了。在這方面鄉鄰的贊語還真不少。

父親開刀救雞崽是逼出來的。大集體時雞子常吃生產隊莊稼,隊長很傷腦筋,于是下藥,雞子中毒時常發生。一天,我家幾只老母雞中毒癱倒在地。父親見此情景,急中生智,心想:如果把雞食袋切開,取出有毒谷物,再清洗食袋,縫上線,不知可否?說時遲,那時快,父親立即操刀動手術。結果雞果真得救了。消息傳開,但凡有雞中毒的,都找我父親去,真救了不少的“雞寶寶”。父親從此得了“雞郎中”的美名!

父親一生務農,未入仕途。只是年老時當過生產隊老少組所謂組長。(所謂少者,就是未成年而失去上學機會,參加勞動者)那時生產隊每天升旗出工,降旗放工。期間干多干少,干好干壞是一個樣的。勞動小組上工以后,大家都磨洋工,特別是未成年小孩,只管玩。父親也沒有辦法。但等到生產隊長要來檢查時,父親一聲喊:“隊長來了!”這時大家立馬趕忙勞動作業。在這方面,父親深得小孩們的擁戴。40多年過去了,近日我返鄉訪鄰,那時的小孩們還稱贊我父親為人和善。


勤儉持家,孝愛為先

新中國成立前后,我家是一個大家庭。我們兄弟姊妹共7個,再加祖母和父母共10人。每日三餐,一桌擠不下,另有兩人還要坐桌角或者蹲灶臺。雖然負擔重,但靠著父母的勤儉操持,從不缺吃少穿,在我們村里還算“富裕”人家。

那時的農村,打牌很普遍。記得我家隔壁的“一應三分”的伯伯家,每到晚上,總有約定的組合來海門人喜歡的小長紙牌。其中有一個拄拐杖的常客。每當我聽到那個“篤篤”聲,知道他們又要“開戰”了。我那時上小學,沒有家庭作業,因而我常去觀看。但我父親從來都不屑一顧,更不說參加了。記得父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拿起綁腿布往雙腿上一裹,簡單吃點早飯,就下地勞作。我們土改分到的田地,有的還在一卯酉河北,要從通商黑橋口繞路。母親三寸金蓮,走路不方便,要靠父親用推車推到田邊,才能下地干活。在我的記憶里,父親除了種大田,還要伺候家前屋后自留地、豬留地,種上各種蔬菜,常常一大早挑著到南陽、通商去賣。所謂豬留地,就是上級規定,每家農戶一年必須養一頭豬出售,肥料賣給生產隊,而集體給兩分地作為養豬的補助。那確實是促進生豬養殖的好政策。父親每天還喜歡喝點小酒,但很少。他也抽煙,常常是一根香煙分兩次抽完。

我家是比較典型的慈父嚴母,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很少發火,更不說動棍棒了。只記得有一次,我八歲左右,還是人民公社吃大食堂的時候。一日三餐,都要到生產隊食堂打定量飯、稀粥回家吃。那天生產隊食堂停伙一天,要我們去稱點糧食回家。我拿了袋子稱了糧食,半路上不知怎的,學起甩稻把的動作,用米袋往鄰居家石礅上摔打。哪知袋破糧漏,東揀西拾少了許多。回家父親只是憤憤的,很生氣,倒是吃了母親一頓打。

另有一次我印象也極深刻。生產隊規定,但凡象黃豆、玉米、山芋等集體放過(采摘)之后,是不準私人去拾的,情愿爛在田里。有一次我去生產隊挖完的蘿卜田里去拾胡蘿卜,被生產隊長發現,追趕到我家要罰款,也是母親用棍棒應付我才過關。父親只是罵我幾句,過后我才曉得對此生產隊規定他也有不滿。

還有一件事,我也忘不了。隔壁鄰居顧守文房前棉桃大了。有一天放學回家(一年級),我到他家房前棉田里,摘棉桃向房子上投擲目標,屢試不準,棉桃跳在地上一大攤。告發后,也是母親負責處罰才完事。

但有些方面,父親對我們很嚴格,其中一點就是要求我們上學讀書。父親沒有上過一天學,不識一個字,但卻知書達理,說起話來,什么一而言之,二而言之,很有條理。他深深體會到沒文化的苦衷,要求子女凡符合條件者都上學讀書,也絕不重男輕女。我大哥讀完小學后,因大豐當時好像沒有初中,父親用小車推了近100里,送他去東臺中學讀書。我兩個姐姐先后讀完大豐師范,只是二哥,到了入學年齡,執意不肯上學。父親一怒之下,用繩索一捆,扛在肩上直奔學校(離家只有200多米),說要把他掛到旗桿上去。二哥怕極了,只好乖乖去上學。直至初中畢業,后應征入伍。鄉鄰們都為我家如此多子女基本都能入學讀書,而嘖嘖贊嘆。

父親對祖父母很孝順。他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在啟東,姐姐成婚嫁了出去。哥哥喜歡撈魚摸蝦,經常出門在外,對祖母疏于照應。父親放心不下,在祖母六十多歲時,把她接來大豐同住。在這二十幾年的時間里,父母對祖母都能悉心照顧。記得祖母八十歲左右,生過一次重病。父親用推車推到十幾里外的通商吉豐村請老中醫診治,用中藥得以治愈。祖母也是九十二歲去世。父親念及祖父遺骨在啟東,決意要遷來大豐與祖母合葬。于是日行夜宿,迢迢幾百里,步行去啟東。回來的路上,父親夜宿路邊店,盛放祖父遺骨的包裹存在店的小柜里。哪知天亮去取時,包裹不見了。他頓時李逵哭母般嚎啕大哭,店主趕忙找人幫忙尋找,最后在店外的垃圾堆旁找到了。定是小偷當有金銀而竊,父親轉泣為喜,精神抖擻上路回家了。多年過后,每次說及此事,大家都被他的孝心感動不已。

父親對長輩的孝心還體現在對他們的懷念。每逢長輩們的忌日、生日都“燒經”。儀式舉行前,他都要洗漱更衣,然后端上六大碗,再點燭、焚香、斟酒,接著一大家叩拜。凡此,我都積極參加。至今,我都照此程式進行。我不認為是迷信,我視之為對祖先緬懷和紀念的一種莊重的儀式。

晁丕華到鹽城監獄工作崗位上報到


投身抗日和解放戰爭

1943年,日軍占領家鄉,到處騷擾民眾,鎮壓反日力量。父親沒有直接參加抗日,但經常暗地里支持配合游擊隊。當時一卯酉河北比較著名的抗日人士叫張健和馬健,當時有順口溜:“張健馬健,走路像射箭。”而在一卯酉河南,則是以施勇為主的抗日小分隊,經常尋機打擊日寇。群眾贊頌:“施勇施勇,百步穿楊,槍法神功。”施勇的父親也是當地有頭臉的人物,因晁家祖母也姓施,與施父是結拜的姐弟,我們對施勇一直以舅舅相稱。由于這層關系,施勇對我家極為信任,經常在我家秘密召開會議,討論抗敵事宜。

施  勇

一天夜里,施勇他們開完會后,就住宿在我家笆墻隔層內。凌晨時分,日軍得到情報,到我家搜查。他們在我家屋內走東竄西搜尋,我父母則東遮西擋。敵人沒找到人,撤走了。施勇和我父母都嚇出一身冷汗。直到施勇躲進一望無際的葦蕩,我父母才放下心來。

之后,父親也積極參加了抗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解放戰爭。只要村里一有支前任務,父親總是積極參加,推著自家的海門式獨輪小車(這種車中間隆起裝車輪,兩邊則放東西,滿載可300斤以上)為前線送糧食雜物等;又在前線抬擔架、運傷員。

有一天夜里,施勇又到我家,極神秘地交給我父親一項重要任務:送一封密信給啟東游擊隊黃隊長。具體地點是匯龍鎮陳記小吃店,暗號是“外面風大,有吃的嗎?”(風大,即大豐。)第二天,父親把密信藏在綁腿布里,用海門式獨輪小車,推著我母親,以赴啟東探親為名出發了。整整四、五天時間,順利將密信送達目的地。施勇很是感激。

據《古今中外大豐人》記載:施勇:1923年7月生,江蘇大豐人。1942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先后擔任鄉工抗會長、公安股長、副區長、公安局審訊科長等。1946年10月入伍,先后在臺北縣獨立團、蘇中軍區一分區等部隊任職;連續參加蘇北“七戰七捷”、淮海戰役、渡江戰役、解放上海、攻打廈門等戰斗。1980年任海軍政治部管理局政治委員。正師職離休。1988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功勛榮譽章。

施  

施勇每次回老家探親,總會拎些禮物拜訪我父母。施去世后,大豐縣人民政府為他建墓立碑,葬于南陽鄉八一村施姓家族墓地,與我父母的墓地只有兩米之隔,可謂永遠是近鄰好友。

父親的一生是平凡的。但是,正是這平凡,滋育了我們枝繁葉茂的一大家;也正是這千千萬萬的平凡,凝聚成改造自然、改造社會的強大力量,創立新時代,開創新偉業。

父親是一座豐碑,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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